看書的小男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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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州有個叫《山花》的雜志,只要關心文學的都知道它.幾乎所有當代重要作家,都在《山花》上發過作品,說它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陣地,毫不為過.它是1朵奇異的山花.令人驚異的是,這朵“花”是開在經濟不很發達的貴州,這讓我想起恩格斯的話：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也可以演奏第1小提琴.對地區,也是這樣.兩年前我應邀去貴州開筆會,看到了《山花》編輯部,很簡陋.這“花”就是在這么貧瘠的土地上開放的. 兩年前的那1次,我還去了黔北的遵義.知道這是紅軍當年經過的地方,這種地方1定是偏遠的.也許是這種先入為主的想象,當我見到遵義,簡直驚訝它的繁華了.但其實,跟沿海城市比起來,其繁榮還是有限的.遵義會議會址邊上有家小書店,只有不到十平米,擺的幾乎都是當地作者的書.坐店的女子指著其中1本,說就是她寫的.我不知道她是開店人,還是看店的伙計,但無論是哪樣,工字估計都有限.許多書看上去印得有點粗糙,也許還是自費出版的.這些作者為什么要這么做？在當今文學已經嚴重邊緣化的時代,他們還堅守著文學寫作.這讓我想起我所見過的許多民間詩人,他們出民刊,聚會切搓,甚至強烈爭論,這才是寫作的本來面目.我想起自己初的寫作,沒有地方發表,屢屢碰壁,卻還在寫著,周圍的人用看范進1樣的眼光看我,那是怎樣的1種感觸.現在,境遇改變了,從眼巴巴祈望人家給我發稿,到了欠了1屁股文債沒法償還,也許我的寫作也從此墮落了.我承認我被觸動了.當我走出書店,我看到了門口墻壁上有個宣傳欄,上面介紹著許多黔北作家. 這次再去遵義,才知道,其實遵義歷來文風鼎盛,乃至超過了省會貴陽.此次“名作家鳳岡行”采風地的鳳岡縣,就屬于遵義.到的那個晚上,當地邀請我們欣賞山歌.歌手是老實巴交的農民,被干部驅使著.他們唱得很棒,聲音婉轉,邊上的人伴奏連同伴唱,很是投入.他們唱了1首又1首,不敢停歇.我們悠閑地喝著茶,聽著.評論家王光東心細,意識到是不是只要我們不走,他們就要1直唱下去？唱山歌可不比唱流行歌曲,開個演唱專場都沒問題,唱山歌是需要動用真嗓子的,歌手們如何受得了？跟我和麥家1商議,率先提出告辭.山歌雖好,卻讓我們窘迫. 在參觀鳳岡的1路上,我們時時感觸到這樣的窘迫.比如幾十輛的車隊,警車開道,領導全陪,沿途的歡迎,讓我們感覺是干擾了人家的正常生活,尤其是剛剛經歷過雪災.其實我們更希望不被當做客人,但是我們1旦作為參觀者、欣賞者,我們似乎就只能為客.其實,為客也是寫作者的心態,作家是世界的客觀觀察者,入主行動的時候,他就已經不是作家了.特別是我,總被稱作眼睛盯著陰處,總是不自覺地觀察那些常人不容易注意到的地方.我也確實認為,那些不為人知的地方更能顯示真相,比如看1個女人是否年輕,看她臉上的皺紋,是看不出來的,可以看她的脖頸,美容是難以美容到這種部位的.又比如我小時候參加“群眾歌詠大會”,那些角落里刁兒郎當的臉,才泄露了那時代人對“革命運動”的真正態度. 在1個休息點,偶然的機遇,我從1扇窗戶看到了1個房間,有書架,上面豎著不少書.可這里沒有讓我們參觀.我向朱文穎提議,去看看.我們找到了正門,是個大屋子,圖書室在大屋子里.屋里的人見我們闖進去,有些驚訝,但也許知道我們是客人,不好阻止.我們進了圖書室,這里的書大多是關于農業生產技術的.也許出于自戀,我想看看有沒有文學的書.有,但只有幾本,1些隨筆集.我故意對朱文穎喊：“啊,《戴女士與藍》！”這是她前些年出的小說.她“哧”了1聲,表示不相信.我當然是開玩笑.在當今文學如此邊緣的時代,在這個小山村的圖書室有我們的書,哪倒真成怪事了. 不過怪事也發生過,有1年,盛可以就告訴我,她湖南老家的姐姐在讀我的小說.我簡直驚異了. 但是這意外還真的發生了.當天晚飯前閑聊,我剛聽謝有順對當地組織者說,其實你們可以拿這些作家的書讓他們簽名.才過半小時,居然他們就抱來了書.我們這批作家中,剛好近期有出版的書,很多都弄來了,比如林白的,王躍文的,戴來的……也包括我的.我自忖自己的書不可能具有這么大的傳播力,在遵義的書店見得到,尚可有能.可是從鳳岡到遵義有幾個小時的車程,在這么短的時間里,他們哪里淘來的？后來得知,他們早就準備著的.有備,就不奇怪了,跟文學的傳播率無關. 在圖書室門口,我們見到了1個小男孩,他在看著1本書.見我們湊近,他警惕地瞧著我們,手里的書捏得更緊了,生怕被我們搶走.這跟我們1路上見到的當地小孩全然不同.我們的車隊在路上行走,常見駐足路邊向我們行隊禮的過路的小學生.問他們,他們說,老師教育他們應該文明禮貌.面前這小男孩顯然沒有被大人叮囑過,我倒看到了他愛看書的原生態.這其實是這里可貴的資源,比茶葉和“社會主義新農村”都更有價值. 回到我所在的城市,看到自己家的小畜牲,不愛看書.大城市的孩子,他們可以很方便買到種種讀物,但是他們卻迷著電子游戲.但回頭1想,也許正因為山區沒有電腦,那小男孩才只能看書.假如鳳岡經濟發展了,也許那小男孩也玩電子游戲去了.假如貴州也像沿海省份那樣經濟發達了,也許那些寫作者也去做生意去了,《山花》也許也會被迫改成了流行雜志.這是幸,還是不幸？